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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锐于细节处呈现思想

时间:2018-05-20 16:00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我的网站
主义渐渐成为公理职是之故,“主义”在近代中国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及至1920年代,许多人开始相信,中国需要“整体的”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,并且需要通过组织

思想史研究的“分裂”状态

晚近以来,思想史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颇为“分裂”的状态。

一方面,作为“思想” ,按照长期以来的标准 ,自然是以每一个时代思想家的论著为最基本的历史文本 ,只有在熟读其论著的基础上,才能深入地探讨思想流变与思想遗产,很难想象,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而对康有为、章太炎、梁启超、严复的文章著作不甚熟悉 ,这会是一种怎样的研究风格。

另一方面,人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不应只关注那些“精英”们的思想学说,那些民间文书、市井小报、宣传册子 ,就成为思想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材料。

这两种思路,犹如两条鲜有交集的铁轨,顺此而下,将通往各自不同的目标。

换个角度来审视“思”

在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——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)一书中,作者王汎森强调其所关心的“是‘Intellection’,是广义的思想活动 ,是一切‘思’之物,是思想如血管般遍布整个社会的现象  。”

在此基础上,审视思想的历史。首先要看到每一段历史皆非单线的 ,其中有不同力量同时纠缠。其次应从历史中看到层次的分别 ,特别是各层次之间的分别与界限往往模糊难定。

因此 ,“在讨论思想史时应该留意它有一个纵深,需要了解并处理思想在社会中周流的实况,免得将某种‘思想的存在’自然而然地当作‘历史的现实’。”

在本书中 ,作者着眼于“现实中思想如何扩散 、下渗 ,或思想与日常生活如何发生关联,以及思想传播的节点、渠道等问题”,从思想如何与生活发生关系、为使思想生活化人们做了什么安排、思想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等方面入手,细致刻画了近代中国思想在复杂历史场景中的流变,以及接受某一种思想的人之心态、信仰与情绪的起伏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强调,“并不是要刻意忽略历史上的大思想家 ,或刻意将思想化约为生活” ,因为“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思想家 ,如孔子 、朱子等人从思想史上抽掉,东亚历史将会变得非常难以想象 。”

挣扎在“如何成人”的焦虑中 

作者以几个具体的案例,分析思想观念如何与日常生活交织 、如何在具体的政治与社会变动中展示思想的意义 。其中包括了近代知识分子从塑造“新民”到渴望“新人”的心路历程;新文化运动以来青年人心理的“烦闷”感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政治诉求,寻求各种政治上的“主义”;进化思想如何具体而微的影响到近代的历史观、时间感 ,以及个人的自我认知等 。

凡此种种,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与细致的分析 ,呈现出一幅生动而不失深刻的近代历史变革图景。在这些具体的案例里,作者提出了许多颇有启示意义的观点 ,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历史叙事。

通过梳理近代从“新民”到“新人”的历史过程,作者追问:在近代中国,“怎样才可以称为‘人’?怎样才可以称为良善的‘自我’?自我完善的传统方式如何一步一步消退、并转变成一种新的形式 ,以及这种转变与近代政治、社会变动的关系 。”

年轻人找到了什么

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,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各种思潮,如何影响到大多数青年的心理与思想变化。

作者指出,在那一时期 ,“不只是思想文献 ,当时的小说 、诗歌 、散文等,也表达了许多新概念或形成了新的感情结构,人们就在这张网络之下吸收、编织他们的思想及意义,而且这张新的思想网络也成为公众构思评判事务的新标准 。”

同样,“我们可以观察在地的小知识分子或在地读书人,如何感知、回应这个举国震撼的运动,如何迎接或推拒,如何赋予在地的诠释,新思想如何影响在地的生活方式;在废除科举之后 ,地方青年如何形成新标准或新力量,并把自己塑造成新的地方精英等。”

但是这也显现出一个问题。作者指出:“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解放的 、希望的,乐观地认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找到真正属于‘人’的文化 ,但是解放的另一方面是生命意义都得由自己重新造起 ,因此也有人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 ,对他们而言,新文化运动带来解放,同时也带来烦闷感或失落感 。”

主义渐渐成为公理 

职是之故,“主义”在近代中国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晚清之时,不少士人认为在政治上有“主义”与无“主义”之间差别甚大,前者体现了“公”的特质 ,后者俨然充满私利 。并且随着西学的大范围传入,“主义”慢慢的等同于“公理” 。

及至1920年代,许多人开始相信,中国需要“整体的”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 ,并且需要通过组织的力量来进行。因此 ,“主义”就成为了人们孜孜以求之物,各种主义也争相竞逐,知识青年争相加入,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的未来。

而在各种主义当中,作者特别指出:“在国民政府时期 ,虽然处处冠上‘主义’,但往往要求模糊、徒具虚文。有些抓住三民主义的科学性或其中任何一点,来合理化本来就在进行的工作。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的情形就大不相同。它的笼罩力自四面八方而来,判断是否合乎主义时 ,论证严谨,层次井然,宛如进行守护真理的辩诤,其威力广大无比。”

研究历史不能忘了人 

本书中 ,作者还审视、检讨了一些对近代史学影响极大的观念 。作者强调,近代中国人对“未来”有着极强的向往,而这种“未来”的具体所指,“通常就是现在或未来的西方。”于是“出现了一种中西历史‘合和’的潮流,其实就是把中国纳入‘普遍历史’之中。”在此情形下,作者认为,一些史学要在“未来”中寻找解释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基 。抢返,但也可能是反历史的 。相似的,在作者看来,近百年史学研究中有一个颇为凸出的特点 ,即“人的消失” ,历史研究愈发轻视每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位置 ,这样其实难以探寻一个时代的全貌。因此“现代史家贵在能将‘人’与非个人性历史力量交织在一起考虑 。”此外,“我们不能忘记‘史学’存在几种基本任务,其中之一便是提供历史的教训,而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对‘人’的教训。”

王锐

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  ,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,主要学术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、学术史 ,特别是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 。近期关注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论述、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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